11、南朝齐诗人谢眺《落梅》诗中有“用持插云髻，翡翠比光辉”，说明当时已经有翡翠饰物了。

12、西安南郊何家村是唐朝耶王府旧址，在旧址的地窖内发掘出大批文物，内有部分宝石、玉器和翡翠。据戴应新先生在《关于＜何家村出土医药文物新证＞一文的讨论》中介绍“何家村出上的宝石共十六块，计蓝宝石七块，宝石二块，翠玉六块、黄精一块”，“这些宝石与三块珊瑚、一个圆圈纹玻璃杯、水晶碗、镶金的玉镯等一同装在一个提梁大银罐里，银罐盖里面的题记有‘颇黎等十六段’，‘珊瑚三段’，‘琉璃杯碗各一’，‘玉口环四’等字样，文物与题记核对，无一错漏”。从此段文字中可看出：第一，唐代存在翡翠是不争的事实；第二，颇黎是古籍中对宝石的旧称，而题记中用“颇黎等十六段”来称呼十六件宝玉石，一个“等”字足见唐代已将玉石与其他宝石相区别，但又归类于一大类，与珊瑚差别较大，故有“珊瑚三段”之说。唐朝长安地域如何称谓“翡翠”不得而知。

 13、唐朝大臣、诗人令狐楚《远别离》诗中有“织鸳鸯履，金装翡翠者说明唐朝已有翡翠的发簪了。

 14、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中曾记述：“余家有一王罂，形制甚古而精巧，始得之，海圣俞以为碧玉。在颖州时，尝以示僚属，坐有兵马铃辖邓保吉者，真宗朝老内臣也，识之曰：此宝器也，谓之翡翠，云禁中宝物，皆藏宜圣库，库中有翡翠持一只，所以识也”可见当时人们已区分出翡翠与碧玉不是同一种美玉，而且翡翠的价值高于碧玉，是宫廷中的宝物，且比较稀少。欧阳修提及的这只王罂可能非宋代作品，因为“形制甚古”。但可以认为至少在宋代（960—1127）翡翠作为一种玉的名称已有专指，并与碧玉相区别。

 15、李清照在《金石录•后序》中有“首无明珠翡翠之饰”之甸。明珠、翡翠并列，可见此时翡翠已是一种饰品。

 16、《明史•舆服志》“皇后冠服”项下有：“其冠，圆匡冒以翡翠”，“皇后常服”项下有“首饰、测钧用金玉、珠宝、翡翠”。可见翡翠在明朝已写入皇后服饰定制之中，已见概念非常明确，但明定陵中未出土任何翡翠”饰品，表明翡翠在明朝仍是十分稀有。

 通过以上历史文献及考古资料提供的证据，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：

 （1）已知出土翡翠饰品的最早年代为西汉，至少在汉代（公元前206—公元220）中国内地就已经有了翡翠这种硬玉岩的使用，但数量比较少。

（2）在汉代，翡翠具有三重含义：一是颜色，二是翡翠鸟，三是代表一种宝玉石，在滇西翡翠已专指产自缅甸的硬玉岩翡翠。

（3）翡翠使用范围分布有其地域性。翡翠的来源通道与张春的“蜀身毒道”有关。至于东北地区的古墓中发现的翡翠是否与日本翡翠有关，是否存在一条由日本经朝鲜半岛而抵中国东北的通道有待探索。

 （4）唐朝已有十分确切的证据表明在使用硬玉岩翡翠。

 （5）翡翠在中国大规模使用始于清乾隆年间。

   明末清初，翡翠开采成为专门的行业，并在缅甸八莫建有税局，除特好的贡献给国王，大部分卖给了我国云南和广东商人，这些商人将翡翠不断运往广东、北京，至清朝康熙年间，成批翡翠运至北京。因为北京是清王朝的首都，是皇家贵族、达官富商聚集的地方。加之那时候社会崇尚奢侈，讲究排场，帽顶的翎管、胸前的朝珠、手上的扳指都愿买好翠的，以便在众目之下不低于别人。

 另外朝廷送礼、贿赂风行，为避人耳目，翡翠是最适宜的礼品，这样也促进了翡翠业的兴旺，与此同时，缅甸国王从清康熙元年（1662）恢复向朝廷进贡，缅甸国王不断将翡翠进贡。据《光绪•云南通志》记载缅甸国王就曾进贡二十余次，贡品有大象、檀香、红宝石、蓝宝石、玉石等。清朝末年，翡翠的开采及利用达到鼎盛时期，清东陵慈清太后随葬宝物中众多翡翠制品也充分说明这一点。今日所见翡翠古旧器物，就多为此期产物。

  缅甸翡翠开采史

   缅甸翡翠开采始于何时一直无确切的考证。英国伯琅氏认为，翡翠是13世纪中由中国云南驮夫发现，腾冲华侨先辈尹子章、尹子鉴先生合著的（爱草台编》中记载：“缅甸玉石于1443年为当地土人从被冲刷河床中发现，后来华侨也发现几处玉矿，遂取之，拿到三亚拱（现密之那）与腾越边民交易。”但从历史文献及出土文物来看，翡翠的开采可能比较早，汉代就有零星开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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